近年來，民生問題始終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民生問題的內涵廣泛，涉及醫療、教育、住房、食品安全、勞動就業、收入分配、治安穩定等與人的生存與發展息息相關的問題。刑事法律對民生問題的關注以人權保障理論為邏輯起點，具體表現為對公民生存和發展的各項基本權益加以保護，這里的民生既包括全體公民的權利和生計，也包括個人的人權與自由。上海浦東律師就來帶您了解一下相關的情況。
“民生刑法”這一術語最早由盧建平教授提出并加以論述，近年更是不斷引起更多學者對這一刑法觀加以關注并表達自己的觀點。生命健康權作為每一位公民生存發展的前提與基礎，是開展社會生活、實現其他社會權利的根本保障。民生刑法立足于人本刑法觀，以尊重人性、弘揚人道、保障人權為價值內涵，對民生權益進行刑法規范上的保障與救濟。
刑法作為法律體系中的“保障法”、“后盾法”，必然要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以保障民生為核心內容，對民生權益給予最堅實、最有力的保障和救濟，提煉和塑造人本主義價值和品格。在以人為本的社會環境下，刑法應當從人性出發，充分尊重人性，盡量順應和滿足人性的需要，而不是一味地強制壓抑；在民生領域，刑法更應通過懲治犯罪、懲惡揚善的間接方式，對受害者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予以充分的人性關懷。
《刑法修正案（八）》對生產、銷售假藥罪進行修改，一方面降低其入罪門檻，取消了“足以危害人體健康”和“銷售金額”的規定；另一方面加重對犯罪人的刑罰懲處力度，提高了行為人人身刑與財產刑的處罰標準。刑法條文的上述變化意在更充分地對民眾生命健康安全進行保護，有力回應當前社會頻繁發生的各類嚴重危害民眾生命、健康安全的藥品領域犯罪。
同時，這些立法舉措也體現立法者構建民生刑法觀的初衷與理念，摒棄傳統觀念為維護管理秩序而加大刑法打擊力度的機械教條思維，彰顯刑法關注民生、保障民生的一面。因此，從國家當前不斷關注民生、加強對人民群眾生活安全保障的時代大背景出發分析，將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作為本罪保護的主要法益將更為合理，更符合現實國情，也更能為社會民眾所認同。
我國刑法第141條第2款規定：“本款所稱假藥，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的規定屬于假藥或按假藥處理的藥品、非藥品。”由此可知，刑法對于假藥的認定只做了形式上的規定，并沒有進行具體的解釋，刑法將假藥認定的權力交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一般性法律，需要查找相關低位階法律的內容進行具體認定，故刑法第14條第2段屬于需要參照的附屬刑法。
根據我國《藥品管理法》第48條的規定，假藥包括：藥品所含成分與國家藥品標準規定的成份不符的；以非藥品冒充藥品或者以他種藥品冒充此種藥品的。以及按照假藥論處的另外幾種情形是：
（1）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禁止使用的；
（2）依照本法必須批準而未經批準生產、進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
（3）變質的；
（4）被污染的；
（5）使用依照本法必須取得批準文號而未取得批準文號的原料藥生產的；
（6）所標明的適應癥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規定范圍的。
根據以上規定可知，假藥包括藥品本身成分不具備真藥實質內容以及市委假藥的兩種認定標準。在按假藥論處情形中，除了藥品本身已事實上無法使用（如變質、被污染的），其余都是出于藥品管理部門特定行政監管的需要而進行的形式認定，并非針對藥品本身功效進行成分內容的實質性認定，屬于法律擬制的假藥，最典型的就是以是否經過批準或取得批準文號來認定藥品真假。現實中大量海外代購藥品被作為假藥處理也都是因為沒有取得我國藥品批準文號。
以行政監管為目的進行形式認定，而不以藥品本身的治療功效進行實質的真假判斷，這樣的假藥認定標準其合理性本身即存在疑問。這就造成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在國外是合法注冊、能夠生產銷售并具有治療效果的藥品，由于在我國沒有經過藥品管理部門的注冊登記而被認定不合法。如果此類藥品進入我國市場將面臨觸犯刑法高壓線的險境，對于需要服用這些藥品進行救治的患者而言更是無所適從。
上海浦東律師有感，陸勇之所以被公安機關以銷售假藥罪立案逮捕，就是因為其所代購藥品沒有取得我國藥品批準文號，屬于銷售了我國《藥品管理法》規定的按照假藥論處的假藥的情形。而陸勇的代購藥品行為客觀上卻救治了很多深陷白血病絕境的患者的生命，屬于有益于社會的行為，正是此種情與法的糾葛引發了社會民眾對陸勇案的關注以及對該罪名認定合理性的質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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